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摘要：在社会工作学科发展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的分割运行一直是社会工作自身专业化发展的极大障碍。而这种分割运行，更像是一种社会工作实践活动对理论的主动抛弃。因此，许多社会工作者在处理个案、小组和社区等专业层面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很难系统性地自觉运用任何一种理论。社会工作过度强调实务的取向使得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中常常会带有某种“反理论”立场的倾向，而这种“反理论”的立场又使得社会工作实践本身宝贵的专业价值更多地流于经验层面，从而最终造成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双重不利影响。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学科体系构建的不断完善，离不开其专业理论的发展，而这当中倡导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理论自觉意识便首当其冲，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工作者专业认知和实务方法提升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反理论”；理论自觉；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实践
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从一开始对心理学相关理论的借鉴到之后的尝试借用心理学、社会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理论，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单一性到多元化的发展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过程，整个社会工作的发展实际上也经历了一种从没有理论甚至“反理论”到借用其他学科理论，再到自觉探寻理论支持的转变过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也由彼此对立到表层的游离，再到更深层次的交流与互动。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作为一个注重实际操作层面的学科，社会工作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基础的建构本身还存在着许多障碍，其中之一便是长久以来社会工作对实务倾向的过度强调，这也使得专业社会工作者面临了理论选择和运用的诸多困境。
一、社会工作发展历史中的“反理论”痕迹
纵观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其实践贯穿于社会工作从产生到发展的全过程，社会工作价值观也是为了规范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而产生的。而相比之下，社会工作理论却是“姗姗来迟”，通常会被解读为它只是对社会工作“形成专业或学科”的一种补充。当代社会工作的前身是西方以教会为主体的、以协助济贫为目的的志愿活动，这当中又属英国最具有代表性。17世纪产业革命以前，英国的志愿济贫活动主要由教会承担，直至产业革命兴起，教会无力再承担沉重的救济负担，这便催生了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1601年法案的颁布，也就是著名的Poor Law(旧称《济贫法》)。该法案建立了初步有效的救济行政制度和救济工作方法，成为现代各国救济事业的开端，救济事业也由此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之后，有组织的志愿工作逐渐在西方兴起。而第一位由志愿工作转任为有薪资的“社会服务工作者”，可能是美国卫生委员会的特别救济部(The Special Relief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anitary Commission)所聘雇的社会服务工作人员，其主要工作就是解决内战中士兵及其家属的社会与健康问题[1]。这也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能代表社会工作职业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美国内战结束后直至19世纪中后期，以英国“慈善组织会社”为代表的城市慈善机构的兴起，才标志着当代社会服务工作的真正起步。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工作的前身，西方早期的社会慈善救济活动受客观历史原因和人的认识与信仰的局限，并未有明显理论规范的痕迹，早期的社会救助者更谈不上具备理论意识，他们更多是靠自我意识中自发而成的价值观来约束自己。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社会早期一系列的救助行动和有组织的实践成果使正处在变革中的世界看到了社会服务工作的价值所在，也为这类活动有规模地开展和正向演化创造了基本条件。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救助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19世纪的美国，一些救济者认识到无法将普惠主义落实的事实，而且这种救助反而会直接影响穷人的道德培养。于是，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达尔文理论(Darwinian Theory)的影响，慈善组织会社运动逐步将有选择的慈善救济方法引入到城市慈善事业管理当中。虽然这与一向反对救济“官僚化”的宗教性志愿价值背道而驰，但这一争论却首次体现出了理论在影响社会服务工作者价值观的作用。1883年，芝加哥的道斯(Anna Dawes)开始公开呼吁建立专业训练的必要性，同年，美国水牛城慈善组织会社的罗森瑙(Nathaniel S. Rosenau)也认为有必要找一些经过特殊训练、以此工作为职业并愿献身于此者来负责这项工作[2]。这不但是社会工作逐步将“行外人”与“专业社会工作者”区分了开来，更是将社会服务的工作提升到一个相当专业的层面，并要求其需要有专业的知识体系和技巧来支撑服务实践者的行动。1917年，芮奇蒙德(Marry E. Richmond)发表《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标志着社会工作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使社会工作的技术成为一种可传递的技术[3]。社会工作也由此有了增进专业知识和技巧性的新要求。至此，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理论开始正式登上了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舞台。在这之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很快就进入了社会工作领域，并长期占据了社会工作理论的高地。虽然“精神分析的洪流”使当时的社会个案工作者受益良多，但在客观上也限制了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视野。寻求进一步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们便开始了心理学理论以外的新知识体系的探索。此时，在一些社会工作实践者的认识中，也首次出现了反对某种理论观念的立场，而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认识和立场毫无疑问推动了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架构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一系列新兴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冲击着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人群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得各种形式的直接服务成为专业实践的主流，由此而生的对于这一专业的反思风潮也开始大行其道。这一时期对于社会工作内省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社会工作是否能够真正称得上是一个专业，是否应该具有明确的专业地位和理论基础。但不论是何种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阶段，对于自身专业性的内省已经使专业理论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肯定。然而在这一时期，由于政府参与社会服务事业的力度越发强大，以及英美在这一阶段向福利国家转型所带来的诸多改变，带有法制和行政色彩的社会服务使得社会工作丧失了一部分专业独占性，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开始对专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的价值所在产生异议。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工作教育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对自由的社会政治气候的影响开始逐渐升温。20世纪60年代，可应用于社会工作的理论在数量上获得了巨大的增长。社会工作者竞相从弗洛伊德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借用指导性理论。社会工作的职业知识空间被迅速但不系统地充实起来。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满理论生机的时期。社会工作者对理论观念的竞逐被视为社会工作健康发展的一种标志[4]。于是，专业社会工作实践有了更多的理论架构可以依托，与此同时，一些基于专业实践的理论模式也开始被探索出来。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理论意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他们在实践过程中脱离理论的做法也被普遍认为是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背道而驰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整个社会开放程度的大大提升，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也越来越被大众所需了，同时，社会工作也开始面临着新兴服务模式和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克鲁格(Kreuger)就提出在21世纪有三个重要因素是社会工作无法回避的：(1)高科技对传统社会工作干预技巧的挑战；(2)知识经济时代对社会工作知识建构本质与价值的挑战；(3)社会结构的根本变位[5]。新时期技术的发展使经过百年发展的社会工作传统知识架构和实务技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同时社工与案主之间、社工与社工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也使得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中会变得更加注重案主的需求。服务意识的提升使社工能更加细致和清晰地记录案主的变化，但正是因为太重视案主人群的关怀以及各类服务方案的设计等，因而疏忽了实务内涵的检定，也造成了实务成果呈现的流逝与理论的松散等流弊[6]。这使得理论研究本身就相对薄弱的社会工作更加朝着操作层面倾斜。个案工作和社会活动模式不断受到重视，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也大都是从实践技巧中推理而来。由于服务模式的细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需要有理论检验和创新成分的评估过程也开始出现与实务流程相互脱节的现象。从社工自身的角度来讲，在这一时期，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教育程度在不断升高的过程中，却面临着社会工作发展大环境的流变。高校培养出的拥有专业理论素养的社会工作者正面临着理论无用武之地的尴尬；而这种尴尬也反作用于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对待理论知识的态度，如此便会形成对专业理论主动排斥的恶性循环之中。此外，对于有经验的专业社会工作者来说，尤其是在中小型的社工机构中，竞争性的社会秩序使得他们更加注重在完成项目时的高效率，从而很容易忽视专业理论的嵌入。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新时期的新发展推动了社会工作实践技术和模式前所未有的优化，这种情形无疑是把当今的社会工作者置于了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高效率发展的两难之中。
因此，从社会工作产生与发展的早期实践到如今已颇为专业化的职业发展中，社会工作者的“反理论”立场实际上一直是存在的。即使是在信息高速传播、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性发展的今天，这一立场也没有得到彻底的改观。无论“反理论”立场昭示了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实践的何种关系，就其概念本身而言，这一立场带有鲜明的目的性，即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的过程中，专业理论的配合往往并不重要也并不是必须的。至于如何规避这种不合理的目的性，以及培养在社会工作专业层面上的理论自觉意识，就需要看到“反理论”立场背后的内容究竟铺陈的是什么。
二、从理论欠缺到“反理论”立场的形成
从社会工作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其一直都在强调社会工作是富有技巧性地帮助人，并且是带有符合某种特殊价值观的“助人”活动。可以说，对“助人的艺术”(art of helping)实践特色的强调是由来已久的，而其作为一个专业所应该具有的知识性和理论性特色远没有实践性特征富有渊源性。社会工作发展至今，其理论来源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借鉴，另一种是对实践经验和技巧的归纳总结。可以说，纯理论性知识的缺少一直是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大问题。此外，社会工作专业研究中侧重于经验性、技巧性和实践性的研究仍然占据绝大多数。比如，在西方学者所统计的2000—2009年间发表的100篇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工作文献中，有关社会工作理论讨论的文章不足10篇，而且这些与理论相关的文章均是有关社会工作理论运用方面的讨论，纯理论研究的文章甚至一篇都没有[7]。而对于社会工作者和研究者们来说，专业理论的缺少直接导致的就是他们在专业研究和实践中对专业理论选择的困境。
“反理论”(anti-theory)作为一个颇具主观导向性的名词，其概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学术研究中对于“反理论”的概念大都是从解释学和知识学的角度来讨论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史蒂文·纳普(Steven Knapp)在其著作中就曾提出：“在英美传统中，关于理论的争论常常是在认识论的背景下对文本阐释者的争论，而非对文本的本体论的争论。如果理论的本体论方案是设想语言在意图之前的状态，那么认识论的方案则是设想知识在阐释之前的一种状态。”[8]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理论在研究中主要发挥着普遍性的指导和制约作用，而这种效果会使研究带有预设的知识，从而形成一定的普遍性。在学理层面首次明确提出反对理论的则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英文系教授斯蒂文·克莱普(Steven Knapp)和瓦尔特·本·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在美国权威杂志《批评探索》上提出了“反对理论”(against theory)的口号[9]。在他们看来，在现代性的来临并把“人”的地位及其理性大大抬高的背景下，理论的目的只是在文本阐释中才发挥了某种带有研究预设性的“不恰当”的效果，其本身就带有某种天然的弊端。因为“理论”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缩影，其涉及秩序、规则和价值取向，依赖于逻辑、理性和理智等现代性元素，从而遭到许多学者尤其是后现代学者的反对和批判。一些激进的后现代社会工作学者更是呼吁必须取缔理论的特许地位，削弱它们的作用，降低它们的身价，以实现没有“理论”的社会工作。
“反理论”在概念上与“反启蒙”(anti-enlightenment)有相似之处[10]。可以说，启蒙的辩证法或启蒙的悖论就在于，启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往往也在创造自己新的迷信。而对理论来说亦是如此，过于崇尚理论也会导致实践与理论的脱节，从而引发“反理论”立场的产生。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工作领域来说，长期对实践性的推崇使得社会工作专业对理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饥渴，可对于理论研究的无限“迷信”但“无作为”又使得一些专业社会工作者体验到了在实践过程中理论运用的困惑，要求摈弃以理论为中心，并希望以日常生活经验和局部的叙述来取而代之，让社会工作只专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服务领域，“反理论”的立场也由此应运而生。
有关社会工作中的“反理论”立场，艾琳·芒罗(Eileen Munro)在《社会工作研究中理论的角色地位》一文中提到了“反理论立场”(the anti-theoretical stance)这个概念，其本质涵义就是倡导社会工作者的实践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理论指导，不持有任何理论立场来从事社会工作服务。当然，芒罗也指出了反理论化会误导社会工作者，让他们产生“不需要任何理论就可开展工作”的错误认识[11]。凯伦·罗斯科(Karen. D. Roscoe)等学者在研究中也提出了社会工作的“叙事性”(narrative)特征：“专业社会工作实践正在成为一种十分复杂的过程，而现实情况是，专业理论并不能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社会工作研究正逐步变为一种叙事性的研究。”[12]他也指出如果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刻意地排斥理论的作用，那么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会变得平淡无奇。在实务工作过程中，许多社会工作者本身在专业知识和理论程度上的不足使他们感觉到技巧与经验在社会工作实践操作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于专业敏感性的缺乏也使专业实践活动的策划、评估甚至督导的过程都流于技巧与经验层面；同时社会工作专业发迹于临床诊断的历史，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理论自身的缺乏也更加强化了社会工作者重经验而轻理论的意识。马尔科姆·凯里(Malcolm Carey)还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社会工作者“反理论”立场的客观缘由，他指出：“大多数社会工作都认为他们的实践工作是与官僚机构和毫无技巧性与理性可言的工作相关的……行政任务的规则性限制了社会工作的自由发展，也限制了社会工作者的理论知识创造。”[13]他认为许多社会工作实践被行政化的现象也是导致社会工作者忽视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反理论”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者在实践操作过程中自觉产生的意识，其概念上本身就带着对理论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对于一部分实务工作者来说，有选择性地放弃专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者因为对某种以不恰当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行为的反感而产生的“反理论”行为，可以将其看作是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践已经在实践者的认识中达到了某种程度融合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理论与实践“相依为命”的一种特殊模式。但这种看似不可分割性，或者至少是藕断丝连的关系，为何会造成相当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尤其是策划和实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活动者在实务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反理论”的倾向？芒罗在文中引用了塞尔(B. A. Thyer)对社会工作实践和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发现：社会工作者和本专业的学生在进行实践活动时，在一定形式上选择了对社会工作理论的主动抛弃[14]，即在没有督导或者专业教师所提供的现成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来架构实践活动的前提下，社会工作实践活动的实施者往往是被动地来接受现有的理论和思想，即使不适合，也会生搬硬套地和实践活动相联系，一些实践者和研究者甚至在没有明显的外显性理论作为实践指导时，会被要求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与实践相配。正是这种在认识上认为专业理论和实践本身就具有某种不可分割性，才使得“削足适履”的行为产生。这不仅使社会工作专业学习者在汲取既有理论时，造成具有主动性地理论歪曲化，同时也抹杀了社会工作实践本身与适合的理论联系后所产生的多元化的专业性价值。
与此同时，芒罗针对理论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角色，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应该在实践中做详细的案例研究，以明确有理论在指导他们的评估和介入。她发现，有很多对于专业理论的阐述是在服务完成后添加进去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契合项目及课程的要求。正规的理论教学在大学中往往是比较粗略的，除非督导运用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或者在实践活动之前明确使用某种理论作为指导，否则学生是很难在与案主的直接互动中明确而系统地去运用任何一个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服务。学校老师和机构督导通常知道这种情况，但常常也是互相默认这种不恰当的理论运用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它强化了一种社会工作实践与理论不相干的意识，更有甚者会认为理论只是专业学者的某种学术游戏，是在耍花腔，与社会工作实践者无关。总的来看，这种“反理论”立场的形成，其主要原因在于：
1.“反理论”立场在本质上其实是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实践的脱离。大卫·豪(D. Howe)曾指出，任何专业没有理论都必然停留在低窄的层次上，所有实务行动都不可能达到其目的[15]。不过这种实践脱离理论的做法主要来源于实务工作者的主观意识。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社会工作者自我认识变化的结果。许多社会工作者在实践活动中渐渐忽视了整个实务过程中的接案、策划、评估等环节中所包含的理论线索；另一方面，也逐渐改变了以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做法，转而更加重视实践经验的获得与技巧的养成，这样便更加弱化了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在社会工作者心中的地位。社会工作领域有关理论与实践脱离或整合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有学者通过文献研究就证实了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之间的脱离一直存在且大为流行[16]。
2.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工作发展不平衡的大环境也造成了这种主动脱离理论的现象。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这在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高校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之初就没有对社会工作专业本身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认为社会工作主要不是一个理论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务层面的操作问题。因此，在社会工作专业训练上，往往只追求操作层面上实务能力的提高，而对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漠然视之[17]。此外，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工作理论发展趋势的多样化和社会工作实务的趋同性加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范式的多元整合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18]。社会工作实务发展也越来越趋向技能化和经验化，而这种对于实务工作大量的技能上和经验上的总结与积累，更多地是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推向了单一性的边缘。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工作自创立以来，在西方国家，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从没有理论指导到自觉采用理论指导、从指导理论的单一化到指导理论的多元化、从主要借用心理学的理论到尝试借用心理学、社会学、认识论等多学科知识这样一种发展、演变历程[5]。可以说，社会工作理论经过百年来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多元性和系统性的体系。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趋同性和专业理论的多样性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二者之间的脱离。单轨式的发展也无形中将社会工作者分化为两个阵营——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这一点在社会工作的高校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大陆已经有近400所大学开办了社会工作本科和专科层次的教育。此外，还有61所学校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教育。但是由于社会工作专业对口岗位的缺乏，使得社会工作目前还处于一种专业化走在职业化前面的状态。而许多高校采取的迎合政府管理体制需求的教育培养模式也使社会工作教育对理论的要求逐渐降低。许多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本应该主要成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者的大学教师却纷纷倾注于开办各种社会工作实务机构，看似能够将理论与实践工作结合起来，实际上是等于主动选择了放弃自己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而醉心于大量具体实务内容的操作[19]。
3.社会工作本土性理论的缺失也会造成社会工作者在理论选择上的种种困境。按照大卫·豪的观点，社会工作理论可以划分为“为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for social work)与“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of social work)两个层次。在这两个层次中，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和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等基础性理论组成的“为社会工作的理论”抽象度较高。相对于以危机干预、行为治疗和任务中心模式等倾向于技巧层面的“社会工作的理论”来说，“为社会工作的理论”理论性和学术性更强，也更难以被社会工作者所接受。虽然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引起了各国的普遍重视，但是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社会工作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仍然比较滞后。[21]本土性理论的相对缺失，也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社会工作的教育中，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工作学科在中国高校恢复和重建以来，对于社会工作理论方面的教育大都是照本宣科地套用西方主流社会工作理论的教育，而缺少对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模式的理论总结与传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论教育模式会抹杀一些社会工作者对理论研究和运用的热情，也会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的发展形成不“接地气”的印象，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进行主观上的区别对待，从而加深了“反理论”的意识。
三、“反理论”立场的表现及其对社会工作的影响
可以预见到的是，“反理论”的立场无疑会对整个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有可能将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的发展引入一个歪曲的本土化层面，从而使大众对社会工作专业形成错误的认知。这不仅会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思维产生反作用，而且还会削弱社会工作专业学习者的专业认同感。具体来说，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社会工作者的“反理论”立场会导致实务的随意性和破碎性。社会工作者在实践活动过程当中缺乏策略和理论，或者可以说，没有理论、策略甚至计划就开展实务工作。据笔者对一些社工机构的调查，无论是社工个人还是机构，在处理个案或者开展活动时，按照理论模式来进行实践指导的可谓屈指可数。分析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机构中的社会工作者专业知识和理论的缺失所造成的。相反，一些机构内的社工还是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出身，专业理论知识不可谓不知。主观选择上对专业理论和模式的忽视才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了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期限内完成工作任务，一些机构和个人甚至杜撰个案或者省去实务工作的一些必要环节。实务工作者自身的随意性直接加剧了专业实践的破碎性；这种实践环节造成的破碎性也错误地引导了社会工作实践者和研究者对于理论的选择和运用，使得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无法体现，这更加剧了实践者今后工作的主观随意性。如此形成了看似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一些个案和小组工作缺乏规划，出现程序上的错误，评估过程缺乏理论支持，而一些实务工作者或者督导对这种错误采取放任的态度，从而造成决断力的缺失。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对理论意识培养的缺乏，也加剧了这一现象。前文中已经提到，芒罗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在机构的项目运行、高校社会工作教育的理论教学过程中，督导和教师往往会默许不恰当或者忽视理论运用的行为。这不只是一个求知的原则性和学术的严谨性问题。社会工作者专业态度上的随意性不仅是对社会工作职业化和本土化本意的扭曲，客观上更加深了专业理论和实践的相关联系的裂痕。
2.“反理论”立场会导致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方法的不平衡发展。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大体来源于两方面：第一，对包括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生态学、公共行政理论、社会学经典理论家的相关学说以及精神分析理论等诸多社会科学经典理论在内的外借理论的演绎与推理；第二，对在长期的专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自身实践特色的一系列包括评估的理论、技巧和方法，如危机介入模式、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人本治疗法等在内的实务理论的归纳与总结。综观如今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的运用，实务理论仍然占较大比重。而实务理论自身来源的特殊性，会使得社会工作者逐步产生了“经验归纳可成为理论”的错误认知。有关一种专业理论的架构，科学方法是完全不同于日常的、直观的方法，而是系统且严格的验证方法[22]。本身带有“反理论”倾向的社会工作者，尤其是理论研究者会将实践中的一些观察和证据带入理论研究中，甚至会将一些带有感情偏执和特殊性的实证资料作为普适性理论架构的基础。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托米·格莫瑞(Tomi Gomory)曾非常明确地指出：这种归纳法的错误在于违背了价值中立和自由假设[23]。这种针对理论观点的归纳不能仅仅通过观察和实证材料来形成一种机械的和“可靠的”方法，换句话说，在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中，如果仅靠大量的实务经验来总结归纳成为一个理论，一个特例的出现就很容易将之前的所得全部推翻。“反理论”倾向就很容易将社会工作者带入类似“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误区[24]。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技巧性和经验性理论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中的地位，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些理论并不是由机械地归纳和推理产生的，而是大量的实践经验和技巧经过了研究者的再造。这一过程大大超越了实践者所观察和体验到的经验，而往往这种创造性的经验才是真正需要归纳和推理的。
3.“反理论”立场会导致社会服务的过度市场化和服务流程的过度技术化。提供服务是一项复杂的过程，而现在已经被分解并简化为离散的部分，经验成为衡量服务能力的量化指标，这样就允许复杂的社会工作任务被稍低从业资格者以较低的报酬来完成[25]。一项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活动是需要规范的流程和规划作为实施的依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主导向的社会服务机构应运而生，这也使社会服务的模式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市场化、标准化和流程化的烙印。在追求效率和成本最低化的基础上，一项完整的社会工作活动往往被拆分为多个独立的模块，不同模块的运行也多是雇佣专业素养和能力较低但技巧熟练、经验丰富的廉价从业者，甚至自行开展技术培训来保障服务的运行。这无疑会加深社会工作者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焦虑。同时，这种“舍本逐末”的行为无疑会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和理论进步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而且，无论是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整合，还是对社会工作者自身理论敏感性和自觉性的培养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对社会服务的市场化和标准化操作也会对社会工作者的志愿精神产生消极影响。志愿精神作为一种自觉地、不计报酬和收入而参与到社会服务活动的认识体现，它的产生远早于社会工作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普遍关注的志愿活动包括十九世纪美国的慈善组织运动(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Movement)、睦邻友好运动(the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等等。从本源上说，西方社会工作也是基于志愿活动而产生的。可以说，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与理论和志愿精神乃是一脉相承。社会工作者以及服务项目的组织者的“反理论”立场，侧面上是为社会服务的错误市场化因素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滋长的温床，客观上消解了部分社会工作者的志愿精神。
4.“反理论”立场造成社会工作者专业价值观的淡化。以接纳、尊重、个别化、案主自决、知情同意、保密和不批判为核心原则的社会工作价值观是构成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层面上，它是理论取向和专业目标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它又是社会工作者的价值标准和实践动力。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工作理论引导与实践激励也对社工价值观的维系与个人成长具有重要作用。社会工作者本身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与人进行交流。当实践驱使着社会工作者以达到某种目标作为专业研究或实践的目的时，这只是在单纯地为了达成某种个人的预设或者兴趣上的偏见所进行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专业价值观就会被主观抛弃，而专业理论的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了。可以说，当社会工作者在实践活动中主观地将理论的作用进行弱化甚至抛弃时，实际上他是对以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伦理的一种违背。
5.寄生于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中的“反理论”立场阻碍了社会工作者专业理论意识的养成。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工作者在实务工作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政策和行政规则的局限。以中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目前的社会工作发展属于“政府主导型”，总的来说，这种发展模式也符合我国特有的发展环境。但是问题在于，这种特殊的模式也带了一些特殊的问题。某些政府部门包括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和基层社区，囿于本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至今仍难以割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某些社会职能，故而自觉不自觉地“以政代社”、“政社不分”，热衷于包办本应由社会服务机构或社工人员所承担的事务。此外，长久以来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性质的活动如妇女儿童保障、爱老慰老、再就业培训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由一些政府或准政府组织，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来包办和承担的。这种政府职能向社会性实务的延伸使一部分工作人员参与或者完全承担了本应由具备相应的专业工作理念和足够理论知识的人员来完成的工作。这一现象不仅降低了社会工作实践的专业性，也淡化了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价值观在社会工作者理念上的自觉认识。这种发展模式在客观上不仅抑制了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也无形中为社会工作者理论意识的培育设置了障碍。英国学者斯科菲尔德和安德鲁·皮斯豪斯(Scourfield and Andrew Pithouse)就在研究中指出：“虽然社会工作更多地朝向以一套专业的模式来完成实践活动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社会工作者来说，也应该具有对社会政策进行阐释和适当调试施行的决断力。”[26]因此，对社会工作者来说，学会规避那些行政性因素对专业社会工作理论性和知识性的影响也是十分必要的。
四、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理论自觉意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本文所述的理论自觉是指社会工作实践认识的一种正确态度以及社会工作者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其本质上是要求把实践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对于研究者来说，理论自觉包含对理论学习的自觉、对理论选择的自觉以及对理论反思的自觉。一个学科在建构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有大量的理论更新和完善作为整个学科体系架构的支撑，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在学科初始知识架构的基础上，往往又来源于研究者们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理论自觉在社会学学科之中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阐释。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在谈到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时，就认为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的反思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这是“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自觉”的首要自觉。[27]而对社会工作的专业研究者来说亦是如此：理论自觉意识并不是将自身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作为西方既有理论的案例或者验证，而是拥有兼具中西的专业理论意识和学会自觉运用理论于实务之中。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知识体系的深入和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架构之上的。1917年里士满(Richmond)的《社会诊断》一书开宗明义地提出要以科学的方式助人，从而揭橥社会工作的科学大旗，“成为科学”即为社会工作追求的专业目标，这无疑也揭开了整个社会工作学科理论建构的序幕。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而好的社会工作理论应该符合下列条件：第一，必须符合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伦理；第二，应遵循科学验证；第三，应没有伤害性；第四，符合本土[28]。在漫长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进程中，无论是包括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生态学、公共行政理论、社会学诸多学科的相关学说，还是精神分析理论等诸多社会科学经典理论在内的外借理论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的影响，抑或在长期的专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自身实践特色的一系列包括评估的理论、技巧和方法，如危机介入模式、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人本治疗法等在内的实务理论对社会工作理论的充实，这一学科的理论一直是在经历一个不断多元化的过程。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作用也在这一重视实践的专业中不断显现。而在这段历程中，社会工作专业也逐渐产生了实践和理论双轨运行的趋势。如何处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但直接关系到对社会工作学科本质的整体判断，更间接影响到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方法。
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哲学层面上，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哲学将实践视为理论的一部分，认为只有理论才能获得问题的答案，由认识出发，通过思考，用认识到达，是这一观点的主旨所在。所谓实践活动，只是理论规划和认识深入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亚里士多德实践主义哲学的开创，还是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实践主义哲学的波澜推向高潮，这一观点始终将理论与实践置于明确的“主”“次”关系上，而在这一关系中，实践成为了理论前进的铺路石。在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看来，“认知不是一种外在旁观者的动作而是参与在自然和社会情境之内的一分子的动作，那么真正的知识对象便是在指导之下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了”[29]。然而，在事实层面上的实践与抽象的理论很难实现真正的统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也更多地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风笑天就提出，在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对经验研究发挥着三种作用：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背景，为研究提供特定视野和概念框架；理论指导研究的方向；理论提供研究的解释。而经验研究在施行的过程中，也会体现其特有的理论功能。[30]然而，学术界中一系列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结论看似对社会工作并不适用。社会工作专业的特殊性在于其自身实践操作性的学科特色。在实践先行而生的情况下，专业理论的次生性和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大量借鉴，使其更像是实务工作的“派生品”。有一些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一套实务工作程序、方法与技巧模式，如危机干预模式理论和任务中心模式理论等。许多社会工作者更是将理论与实务经验等同起来，这样便很容易将理论本身的重要作用及其在学科发展中的独立性抹杀。
此外，在探讨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的同时，还应该将有关专业价值观的思考纳入这一范畴之中。社会的文化情境使社会工作理论在吸收心理学和社会学优秀理论成果的过程中，还需要将社会工作者的价值中立性和服务对象的自我认同性纳入其中，建构出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模式来指导实践。在实证主义者眼中，社会科学研究是属于事实层面上的研究，社会工作者理解案主的问题，也是属于事实层次上的实践分析。在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应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在充分考虑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因素的同时，不应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加诸于事实的分析或案主的问题上。只有这样才可以对该现象或事件获得客观的了解。然而，虽然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在理论的研究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事实上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和价值观却往往具有相似的视角。而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理论来说，自身的知识性特质使得多数崇尚操作的经验型和技巧型的社会工作者并未将其视为一种必要的存在。
当前，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专门从事社会工作实务工作的实践者和专门负责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理论学者的角色分化。一些从事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研究者就认为，社会工作本身就是没有理论的，它只是一项实际操作层面的工作，从其他学科借用而来的理论不能称为社会工作自身的学科理论；很多从事实务工作的社会工作者也认为，社会工作就是帮扶困难群体，积累经验才是最重要的。而这种分化以及个体“反理论”立场在专业认知中的局部建立也无形中使二者对于社会工作理论的理论自觉性出现了微妙的差别。当然，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和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工作专业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这一点尤以“反理论”立场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的认同，还是在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之外，建构适合这一专业在中国发展的理论体系，都是社会工作者应该具有的理论自觉性的表现。“反理论”立场在社会工作者的意识中造成了一种对专业理论的失语状态，这种状态所造成的自觉选择性的缺失，以及对理论先导性和自身专业性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觉意识对专业理论的关怀。
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社会工作还是一门“助人的艺术”，其实践上的优势大大盖过了理论上的发展。社会工作者常常将强调经验和注重现象研究的实证主义理论作为实务工作的指导，以追求实务工作的效果与经验，从而在工作评估中忽视与理论的结合对工作效果、专业价值的提升。加之“反理论”立场引导下的对专业理论的曲解、不适当运用甚至主动放弃，无疑增加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不平衡性。长此以往，社会工作者的理论自觉性便会逐渐消解，这也是横亘在社会工作专业化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专业社会工作者认知当中的“反理论”立场和理论自觉性的此消彼长，也在客观上反映了专业成熟度的变化。只有培养专业人才的理论自觉性，才能推动社会工作专业核心理论内涵的提升和核心理念的提炼，从而形成良好的专业研究氛围。社会工作在西方发展的一百多年里，在理论的层面已经由没有理论发展为对专业理论的自觉采用。这当中除了社会工作理论自身多元化发展的原因之外，专业社会工作也更加认可专业理论的地位和作用，专业理论开始引领着实务工作的方向，这无疑促进了这一新兴专业不断走向成熟。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和多种社会问题的凸显，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逐渐被推向了专业的前沿，一些实务技巧、方法和模式也逐渐被提炼为专业理论，理论研究者正面对着相对小众化的窘境。实务工作远远领先专业理论的进步，甚至出现了实践引领理论发展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社会工作者更谈不上理论自觉性的培养。当然，综合社会工作一百多年发展的轨迹，我们不能断定这就不是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一条全新路径，但在没有理论自觉的学科环境下看专业的成熟更像是在“逆流而上”般的艰难。因此，培养专业社会工作者理论选择的自觉性才是打破“反理论”立场、促进和谐的专业理论与实践关系建立的重要手段。对此，我们亟待着手准备的是：
1.培养理论自觉性，首要在于问题意识的培养。一个学科在建构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有大量理论的更新和完善作为整个学科体系架构的支撑，而对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在学科初始知识架构的基础上，往往又来源于研究者们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问题意识的凸显，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强音，但却因理论能力、学科壁垒、视野局限等因素的制约，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理论自觉，因此，应积极推进从学科建设为导向的研究模式向理论自觉为导向的研究模式的转变。社会工作专业对于理论意识的培养往往更加艰难。理论自觉要求研究者在面对专业问题时具有理论先导性意识，用理论的视角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专业社会工作者尤其是专业实践者的视野往往局限在实务工作领域之中，对于问题意识养成可谓举步维艰，因此研究能力更是难以提高。对于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学习者来说，在专业实践和学习过程中，要注重对经验技巧和既有理论知识的批判和反思。在专业实践中，将理论植根于实务工作者的各个环节之中，尤其要注重在实务工作评估的环节的理论嵌入，学会用专业理论的视角了解实践的专业化程度、反思专业化的问题。
2.社会工作者对于理论学习的自觉也是关键。对于专业理论意识的培养往往是建立在对这一学科理论发展历史的不断了解的基础上。然而对于社会工作专业来说，其本身专业理论对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借鉴使得学习者在建构自我的理论意识过程中会出现迷惑，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的自觉性误导往往使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和研究中找不到理论当中专业价值的体现。这就要求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尤其是理论教学中，个体对专业理论的学习中要一脉相承，用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历史来影响社会工作者的理论自觉意识，避免理论角色的“反主为客”。而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对西方优秀的理论成果自觉借鉴，同时还要养成对本土理论中传统资源的自觉吸收意识。
3.理论自觉意识的强化在于对理论的自觉运用。理论的学习在于培养社会工作者的理论兴趣，真正在实务工作中对理论的应用才能将理论自觉意识的培养推向纵深。在熟练地掌握一种理论的主要内容，把握该理论主要精神的前提下，能够熟练地、灵活地运用这种理论，并能在运用过程中自觉地纠正不符合这种理论的错误倾向，这样才能提高专业理论自信。对于作为理论主体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来说，对自身有信心才能更好地在实务工作中发挥指导性作用。理论自信以理论自觉为基础，同时它作为一种量变的过程，也是一种对理论自觉性养成的助推。社会工作者应在专业实践中坚定地相信专业理论是科学的，是对实务工作大有裨益的，从而坚定地运用专业理论的框架和体系来勾画实践的轨迹。这种对专业理论的自信所带来的理论自觉运用，无疑是在潜移默化中对专业社会工作的理论自觉意识的产生了积极影响。
4.理论自觉来源于反思过程中的不断创新。在对理论自觉反思的过程中，实践的变化性和经验技巧的多元性也使得专业实践者对特定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的适用性产生怀疑。对一名专业社会工作者来说，专业环境已经为其提供了一些可选择的理论模式。社工可以使用这些理论中的一个，试着扩展它、挑战它或详细说明它，你可以检测不同理论之间相互替代的涵义，如果你觉得有企图心的话，你甚至可以混合不同观点的一些面向，或许你将想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31]。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社会工作专业不仅要反思已成的理论在实务当中的应用维度和效度，还要不断自觉地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并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语言符号，才能确立、维护自己的科学地位和政治功能。社会工作要成为一门反思的科学，才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理论自觉的学科。社会工作应当将反思发展为必须要具备的专业理论品质，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要结合学科背景和发展所依存的客观历史条件，不断反思专业的实践模式、理论建构和经验表达，批判陋习，提出新问题。在理论选择迷茫时，要将理论和当下实践的特殊情况结合起来，在现实指导下自觉地对既有理论进行批判、扬弃和创新。
五、社会工作理论自觉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反理论”立场本身也是一个理论立场，某种类型的一般理论既是可能达成的，也是值得追求的。那种否定一切科学基础和标准，忽视具有整合性和指导性作用的一般理论的做法不仅不可取，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工作者的发展。正如台湾学者林万亿所归纳的：理论能够帮助社会工作者将复杂、多变、混乱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系统化、模式化与秩序化，指引实务社会工作者选择适当的介入模式。将社会工作经验整理回馈到理论中，有助于修正、精确化理论，更好地提升实务水平[32]。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始终都在致力于建构一个全面、多元、理论与实践相协调的学科知识体系，以强化其专业认同。目前在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已经基本达成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共识，而对于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反理论”立场的阐释和评判，其实际目的在于唤起社会工作实践者和专业学习者对实践和理论脱离问题的思考，强调专业理论的重要作用，同时唤醒专业社会工作的理论自觉意识。美国学者本·奥卡特(Ben A. Orcutt)指出，一个优秀的社会工作者应尽可能掌握下列三方面的知识：第一，社会和行为科学的基础理论；第二，社会工作领域的实务理论、原理和价值观；第三，定量和定性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成果[33]。对于社会工作者的理论教育固然重要，但在这之前，更需要的是培养社会工作者和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性。无论在个案、小组、社区工作中，还是在实务工作的各个阶段中，社会工作者都需要能有意识地为规划、操作和评估找到契合的理论依据，实现理论自觉意识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有效嵌入。
目前在我国，社会工作同时面临着一个在既有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实现具有本土特质的再专业化和再职业化的议题。19世纪以来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证明，无论是“脱离实践的理论”还是“脱离理论的实践”都带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都无法从各自的角度引领社会工作专业朝着一个健全、协调发展的学科方向发展。而关于这一问题，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实践的理论化”和“理论的实践化”的策略思路，即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引导性，以及实践之于理论的修正和完善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社会工作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出现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在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蓬勃发展的今天，社会工作者“专而不职”和“职而不专”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与“反理论”立场在如今专业社会工作者意识中的滋生不无关系。对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而言，修正“反理论立场”并不能只停留在对客观理论知识的优化，以及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基础上。在更多的层面上，这种立场所带来的决定是受着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价值观和专业敏感性左右的，而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理论自觉性又是这一问题的题中之意。社会工作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不仅强化了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理论认知，体现了专业实践运行的知识性，也对整个社会工作专业化和理论化发展的大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社会工作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国际形势来看，培养理论自觉无疑是中国社会工作学科走向世界学术中心的必由之路。尽管不同国家的社会工作状况有其共通性，但作为后发的中国社会工作，无论从理论成熟度和实践模式的丰富度上都无法与西方已相对成型的社会工作专业体系相提并论。再者，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已经超越了专业化发展的步伐。无论是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社会工作，还是一些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操作模式都使得专业化亟须提高的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与此同时，政策性的倡导虽然带动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积极性，但也在侧面上改变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动机，造成了研究资源相对缺乏和动力的相对不足、教育和职业资源却相对过剩的状况。这些无疑都淡化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进而逐步消解社会工作者的理论自觉性。
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后发性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社会工作“非专业化”所带来的理论意识和自觉性的空白恰恰避免了“去专业化”的错误倾向。更多的中国社会工作者在理论意识上更像是一张白纸，行政性和体制化的牵引使他们无法全面地接受到成熟的理论熏陶，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更加是无从谈起，但这也为更好地接纳专业理论的角色、理解专业理论的作用，更好地运用专业理论来指导实践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会促使理论朝着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反理论”的立场势必将提高社会工作的理论自觉意识推到专业发展的前沿，这不仅可以帮助后发的中国社会工作实现跳跃式发展，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和研究进入世界中心舞台的必由之路。
2012年6月李长春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一些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还落后于这一伟大实践，一些人没有立足于这一伟大实践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而仍然习惯于简单套用西方的范畴、理念和结论，用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丰富独特的发展实践，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可见，提倡以理论学习、理论反思和理论自觉性的培养，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关键。中国社会工作要在探索西方专业发展历程中不断寻找专业理论在本土运用中的差异性，用本土性的理论自觉促进专业实践和理论的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者与研究者将在确立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方向与战略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只有这样，具备理论自觉意识，同时实现理论和实践协调发展的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