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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恐慌的社会后果与结构原因
更新时间：2020/2/14 23:25:32  点击率：1806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2020年的春节因一场病毒的袭来和肆意传播而变得与以往不同，曾经举国欢腾的传统节日今年突然变得格外冷清。病毒急速传播，在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各大实体药店、网上商店的口罩已纷纷下架。这场抢口罩景观不由得使人想起了2003年“非典”时期人们抢购板蓝根、抗病毒口服液、食盐、醋等商品以及2011年日本核泄漏人们抢盐等抢购热潮，从这些抢购特定商品的场面可以看出在重大的意外事件面前，人们似乎很容易陷入社会恐慌。近期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中，我们也可以随处看到社会恐慌的影子，似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恐慌中。
　　恐慌，个人认为是一种复合性的存在状态，包含了认知上的茫然、情感上的恐惧和行为上的慌乱，它既可以是个体的状态，也可以是群体的状态。个体与群体既是社会恐慌的塑造者，同时也深深受到充斥在四周的社会恐慌情境的影响。社会恐慌在很大程度上将导致一系列社会性后果。
　　第一，政策上采取骤然封锁的策略。对偌大的城市进行封城，其他诸多地区纷纷效仿。封锁策略旨在阻断病毒向外输出和向内输入，可以看出人们对封锁策略寄予厚望，期望能够将病毒控制在特定区域内，以使本区域受到的波及尽可能降到最低。在人口、信息、交通等要素加速流动的中国，采取封锁策略无疑试图为社会降速甚至强制静止，这种方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病毒的向外传播发挥了作用，但是其也带来了较为沉重的代价，被封锁地区与外部地区之间的联系被人为切断，被封锁城市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持续到更久。封锁策略在初衷上应是控制和抑制社会恐慌的措施，但“封城”之后的社会恐慌似乎更甚。当然，封锁是一种相对无奈的举措，这种无奈不仅是人类在大自然“报复”面前的无可奈何，也是人们在不断加速、不断流动的社会遇到挫折面前的无可适从。
　　第二，恐慌加剧了群体关系的疏离与彼此排斥。恐慌中的人们彼此之间保持距离，因为不确定对方会不会是病毒携带者，交往过程中力求做好防护措施（有些防护是必要的），而且能避免的交往尽量避免。还有群体之间的社会排斥，一时间湖北省内其他地区的人们排斥“武汉人”，全国其他地区人们排斥“湖北人”，因为这场传染病的发生，一些群体被另外一些群体标签化。据笔者在Y省农村观察到，村里一户人家女儿的男朋友是湖北人，春节前来到了女朋友家过年，到家之后很快就有村干部带着医生来测量体温继而采取一周左右的隔离观察措施，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令我惊讶的是，通知这户人家进行隔离的人员除了村干部、医生等人，还有派出所人员出现在现场。或许村干部是为了让对方配合、迅速采取隔离措施或者其他原因，但个人认为警方力量参与居家隔离告知，总是会给被隔离人带来一种不知所措甚至“犯错”之感，警车的停留也可能加深周围人的恐惧和猜疑，附近村子的人明确声明“A村人不许进”。不论是人际之间的彼此隔离、疏远、防御还是群体之间的大规模排斥、标签化，其背后或许都埋藏着我们内心的恐惧，在恐惧之下我们不假思索地作出了“责备受害者”的言行，毕竟这些被标签化、被排斥的人本身也是这场疫情中最直接的受伤害者。
　　第三，恐慌中的人们不自觉中进行了感性选择，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比如经济上的抢购行为，抢各种与疫情相关的防护、消毒用具，抢方便储存的米面粮油生活用品，这些都是恐慌在群体消费行为中的表现。就口罩而言，这场疫情中“后知后觉”的人们还没反应过来，线上、线下商铺的商品纷纷售罄、下架，真让人措手不及。于是，一面是各大媒体大力宣传佩戴口罩的重要性并呼吁人们出入公共场所尤其是人群密集场所尽量戴口罩，另一面颇为无奈的是很多人根本买不到口罩而没有口罩可以戴。即便是有些地方政府如杭州、绍兴等地推出口罩预约、分配的“去市场化”惠民措施，但似乎也只是杯水车薪，就个人亲身体验来看，这种“去市场化”分配的资源也同样是靠“抢”，或许拼网速，或许拼的是其他方面，身边人预约了三四次都没有轮上，当然这里可能存在运气成分，可能是随机分配，如果机会均等，我们也很难说不公平。但是就实际效果而言，依然是大量需要用口罩的人群没有口罩可以戴。
　　当然，社会恐慌也可能影响到社会信任，其中包括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人际信任。政府的公信力需要政府用实际行动去建立，进而赢得人们内心的深刻认同，在我国的治理情境下，疫情中的政府一举一动都被人们关注着、评论着，如果人们处于恐慌中，人们对政府的期待一旦没有得到客观或主观上的满足，那么政府的公信力将可能受到挑战。另外，恐慌中的人们信任程度大大降低，不仅体现在对某些群体的标签化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低，“谁知道他/她身上有没有病毒啊”成了很多人面对他人时的一个首要的疑问或设问。
　　综上，社会恐慌的社会性后果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了政策抉择、群体关系、个体行为等各个维度。那么导致社会恐慌的原因除了人们彼此之间的“感染”机制的微观解释，结构性原因有哪些呢？笔者暂做如下简要思考。
　　人们感到恐慌通常是认知上不全面、不准确甚至歪曲的情形，而对某事件的认知主要通过信息传播而获取。因此，信息的透明度不足，信息发出与接收主体之间的不对称以及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和碎片化，导致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面前真假难辨，再加上群体之间口口相传、微信转发的谣言泛滥，人们的恐慌随时升级。作为信息发出者，尤其是官方渠道的信息，往往需要多方审查、核实再向社会公众发布，这中间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作为信息接收者的民众，在重大事件面前亟需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消息，这中间的时间差便给各种公共的、私人的公众号、微博等自媒体“制造”信息的机会，如果制造的信息不准确甚至恶意制造谣言性质的信息，那么民众就很容易受到信息误导，从而导致社会恐慌。当然，这其中民众对官方或专家的信任也在抑制谣言导致的恐慌中发挥作用。
　　此外，一个难以拒绝的事实或宏大背景是我们已经置身于风险社会，不论是客观的风险和隐患的增加还是主观上对风险的认识不足或应对能力缺乏，都将进一步加剧我们当前社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严重疫情等重大事件面前更加凸显，人们在社会的总体不确定性和各个领域不确定性面前似乎分外无助。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加速，不论是交通运输、移动通讯等物质技术层面的速度还是人们生活节奏、时间感受等主观精神层面的加速，都使得我们处于一种“匆匆”的状态，匆匆浏览信息，匆匆完成这件事赶着做下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在忙碌中越来越盲目，而风险社会与加速社会的叠加则更加剧了社会的流动性，在流动的社会中，情感也是流动的，包括恐慌。
　　无疑，一旦爆发社会恐慌，后果绝不止上述几点，一定会贯穿社会各个时空向度。因此，在应对包括疫情在内的重大事件时，我们需要尽可能避免社会恐慌的大规模发生。那么以回应社会问题、增进社会福祉为使命的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其中做些什么呢？
　　社会工作者担任信息媒介的角色在此时更加重要。一方面是做“加法”，即凭借社工团队力量广泛搜集相关真实可靠且有用的信息，借助自媒体、微信群、公告栏等平台向社区中不同人群传递动态信息，并搜索相关重要的信息发布渠道公之于众（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身边看到）；另一方面是做“减法”，对身边散播的不实、不可靠甚至恶意信息及时加以揭露，尽可能减少谣言等负面信息对包括服务对象在内的周围人群的影响。这一点要求社工具备高效、精准的信息检索和强大的信息甄别能力。另外，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在身边出现恐慌氛围的苗头时，及时予以疏导，摆事实、讲道理，降低人们的恐慌程度。总之，社工应该立足于所在项目、所在社区，通过社区工作的诸多渠道，通过理性信息传播和社会情感支持多个维度，为避免疫情中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恐慌发挥作用。
　　本文只是基于日常观察进行的一点思考，关于社会恐慌、灾害社会工作等议题还应进行更为严肃的、深入的学理性探讨。（来源：社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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